登 高 英 雄 传 奇

编辑发布:网站新闻编辑部 ??时间: 2020-07-31?【字体:

张荣文  金伟


 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;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……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——臧克家


  薄雾如纱,细雨如丝,两山间的树木苍翠欲滴,随风摇曳,给烟锁雾罩的陇海铁路八号桥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。

  今年的5月15日,在登高英雄杨连第牺牲68周年纪念日之际,我们驱车来到这个令人神往地方。

  近百年的风雨侵袭,承载着杨连第登高壮举的八号桥,已被岁月的锈蚀所涂抹,二号桥墩下“英雄登高处”的标牌,标识着这里曾经发生过惊心动魄的一幕,唤起人们对英雄的追忆。桥墩上那些裸露出来的铁夹板,虽然已是锈迹斑斑,但作为登高壮举的见证者,日复一日地向来访者讲述着那段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英雄传奇。

一、英雄传奇和英雄时代

  1949年,解放战争进入最后的大决战阶段,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四面出击,风卷残云,国民党政权苟延残喘在做最后的挣扎。是年4月,杨连第由随军职工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。同年8月,杨连第所在部队接受了修复陇海铁路八号桥的艰巨任务。

  八号桥位于陇海铁路洛阳至潼关段、三门峡市观音堂镇观音堂村以西三公里的崇山峻岭之中,全长152米,共有桥墩5座,最高的桥墩45米。桥东端是陡峭的槐沟山,铁路就从槐沟、干濠两座隧道内穿过来。桥西端是西山,5座桥墩由西山顶上直上直下依次排下来,最高的二号桥墩深至沟底,两端贯穿着三座隧道。陇海铁路八号桥以惊人的高度,险峻的地形,荣登当时全国最高桥金榜,位居闻名全国的三大险要工程之列。

  陇海铁路东起江苏连云港,西至甘肃兰州市,是中国第一条贯穿东西的大动脉,始建于1904年。陇海铁路伴随着军阀混战,烽烟四起,战争频仍,沉沉浮浮,建建停停。而要塞工程——八号桥则是修建于1922年,乃法国、比利时工程师共同设计施工,先后历时4年之久才得以竣工。1944年日寇进攻中原时,国民党军队将八号桥彻底破坏。1945年,日寇投降后,国民党政府请“美国工程师使节团”为设计者,先搭建一座木架桥通车,然后再用钢筋混凝土筑墩。

  两年之后,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,刘邓大军渡过黄河,挺进中原,国民党军队在狼狈逃窜时,八号桥再一次遭到的严重破坏,断裂的桥梁横躺在山谷中,水流湍急的山涧散落着扭曲的钢轨、崩落的水泥块,满目狼藉、遍体鳞伤的5座混凝土桥墩,在两山之间孤立地矗立着。

  翻开八号桥的建筑史,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社会近代史啊!

  进军大西北,陇海铁路是最主要的运输线,八号桥则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塞。附近观音堂车站上亟待运往西北前线的粮食、武器弹药及其他军需物资堆积如山,抢通八号桥十万火急,刻不容缓,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兵团给杨连第所在团的修复时间只有3个月。

  要修复桥梁,必须爬上桥墩顶部,将上面平整后架设桥梁。但如何登上桥墩成为最大的难题。工程部门最初计划是在桥梁两端山顶打桩,然后架起钢索吊桥,绑上滑轮,再用卷扬机和吊斗运送人和材料。第二个方案就是用大家常见的办法——在桥墩的四周搭建脚手架。

  第一种方案,需要200米长30毫米直径的钢索,否则承载力达不到,这在当时根本买不到。 第二种方案需要脚手杆两万根,绑扎钢丝5000公斤,这些所需材料在兵荒马乱的年代,不仅一时筹集不到,而且时间不允许,两种方案都被否决。

  “时势造英雄”,“乱世出英雄”,“沧海横流,方显英雄本色”。这些名言警句再次在杨连第身上得到验证,正是解放战争这一波澜壮阔、英雄辈出的时代,将杨连第这样普普通通的新战士,推上了历史的大舞台。

  战争与和平是一对连体兄弟,自始至终互相比拼,互相角力,比肩而长。和平时期积累下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、积重难返的问题,需要用战争来解决,战争带来的创伤,又需要和平来医治,天下大势,合久必分,分久必合。战争的本质是对社会资源的重新调整和再分配,根本原则是强食弱肉,根本要义是能力本位。战争年代能者为师,唯才是举,物竞天择,不论资排辈,不考虑什么关系、地位、身份、背景、学历、文凭, 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、清规戒律。那是因为在你死我活的战争面前,不用人才恐怕连小命也保不住,更不用说成就一番事业。试想,若非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局面,若非刘备毫无立足之地,累累如丧家之犬,他会必恭必敬地三顾茅庐吗?找个国家总理(丞相)和统帅(军师),还需要一而再、再而三、低声下气地去请吗?

  是解放战争给英雄们提供了一个用武之地!

  当然,任何朝代、任何时期都不乏滥竽充数靠投机钻营而崭露头角的草莽将军,但战争是一块磨刀霍霍的试金石,它给那些胸无点墨却好高骛远、梦想出人头地之人,设下一个个陷阱,让他们一到战场就原形毕露,像赵括那样过目不忘、纸上谈兵的“奇才”,不仅自己丢了性命,还葬送了一个国家,成为千古笑谈。

  笔者曾撰写过一篇评论文章,刊登在《中国铁道建筑报》上,文章中提出了一个“假如登高英雄杨连第生活在和平时期,他还能不能成为英雄?”这样一个问题。

  对这个假设,恐怕没人敢拍着胸脯打包票:杨连第一定会成为英雄。因为在抢修陇海铁路8号桥的时候,杨连第还是个刚刚入伍半年的“新兵蛋子”。在研究作战方案、制定抢修计划的时候,可以说他是不可能有机会参与决策,甚至根本就没有他说话的份儿。上有师团营连各级领导,下有工程技术人员,再不成聘请专家召开个可行性论证会。你一个新兵,即没有高学历、高职称,又没有什么实战经验,你算哪棵“葱”?还用得着你“瞎指挥”!即便是你的主意是对的,但谁会听你的?你杨连第这么逞能,那么多的领导往哪里摆?许多老兵怎么看?就你杨连第行?

  话又说回来,假如杨连第生活在现在,遇到疑难问题他还会不顾一切地当“出头鸟”吗?即便是杨连第有好主意,最多只能议论议论,或者逐级请示汇报,等到决策层批下来,黄瓜菜早凉了,好主意也就成了马后炮,甚至成为笑柄……

  当然,这只是一种假设,但这种现象却不是假设。过去人们常说的“诸葛亮会”,现在这个概念只有在文字档案里去寻找了;毛泽东提倡的“从群众中来,到群众中去”的群众路线,在某些领导干部的脑海里毫无印记;政治民主、经济民主、军事民主,我党我军的致胜法宝——“三大民主原则”,显得是那么的遥远,甚至只是一种传说……

  但解放战争的炮声,穿越了那些重重叠叠的隔断层,激活了群众的智慧。

  一连几天,杨连第和赵世全等十几名战士就围着桥墩来回转,细心观察,冥思苦想。深夜,杨连第独自到桥墩下观察,借助月光,他看见二号桥墩的向光一面,有两行排列不规则的铁夹板裸露在外面。再细看,每个夹板都有个圆孔,他心里有了底。第二天,杨连第勇敢地向上级提出“利用墩面上凸出来的铁夹板,绑扎单面云梯登上去”的想法。

  这一办法提出来后,又经过广泛地酝酿讨论、反复研究,得到大家的赞同,团首长毫无悬念地批准了这个方案。

  9月20日上午,登高开始,附近的老百姓纷纷抬着木头、带着工具前来助战。团政委将一面红旗授予杨连第,庄严地讲道:“同志们,全团都在注视着你们。你们是修复八号桥的先锋,这面红旗你们要想方设法插到墩顶上!”杨连第坚定地回答:“请首长放心,我们保证完成任务!”然后举起带钩的杆子,靠近桥墩,勾住铁夹板的圆眼,抓住杆子爬了上去。后面的几位战士顺着杨连第放下来的绳索,爬上来绑架云梯。

  云梯渐渐接近墩顶,下面围观的群众也越来越多。团首长和战友们捧着鲜花,带着锣鼓来到现场,准备庆贺登高的胜利。然而,当杨连第就要攀登到墩顶时,却被突出来的桥墩帽檐挡住了,笔直的长木杆不能拐弯,无法勾到墩顶的铁夹板,意外的情况让在场的人们都屏住了呼吸。这时,杨连第发现上面有一根被炸断的钢轨突出在墩檐外,便解下腰间的绳子,甩上去套住钢轨,试拉了几下,然后用两脚登着墩壁向上攀。刚上了几步,就感到双手被绳子勒得酸疼,身体沉重。但他咬紧牙关,终于抓住钢轨,翻身跃到墩顶。当他掏出怀中的红旗高高举起时,桥下一欢呼声。来现场观战的老百姓都惊奇地说:“解放军真是天兵天将啊!”

  整平墩顶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二号墩顶约有26立方米的钢筋混凝土必须在10天内全部铲掉,为了抢时间完成任务,杨连第只身一人,在3平方米面积的墩顶,仅靠一块木板作掩护,用土炸药连续爆破100多次。他的耳朵被震聋了,头被震晕了,仍然坚持不下火线,直到完成全部任务。10月18日,八号桥重新架好,提前20天胜利通车。铁道兵团党委给杨连第记大功一次,并被铁道兵团授予“登高英雄”的光荣称号。

  1950年10月,杨连第出席全国第一届工农兵战斗英雄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,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,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。

  这里有一个必须澄清的问题:在很多文史资料和领导讲话中说,杨连第是被“誉为”登高英雄,没有文件证实哪一级部门曾授予他“登高英雄”称号。

  在撰写这篇报告文学之际,笔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,证明这种说法是经不住推敲的。如果杨连第不曾被授予“登高英雄”称号,他就不可能于次年出席全国第一届工农兵战斗英雄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。如果不是他的登高壮举轰动全国,对解放战争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,杨连第作为非战斗部队的战士,也不可能被选入大会主席团,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。

  还有一个问题,很多新闻报道中称,铁道兵团是在抗美援朝时组建的。其实,早在1949年5月16日,中央军委就正式发布命令,将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,时任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的滕代远,兼铁道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。因此,由铁道兵团党委授予杨连第“登高英雄”称号,是有据可查的,也是确信无疑的。

二、英雄精神和英雄性格

  如果你不曾身临其境,很难想象飞身攀登陇海铁路八号桥的艰险程度。

  两山对歭、沟深谷险、桥墩高耸,站在地下抬头仰望,令人头晕目眩。在当地观音堂村村民中,也传颂着 “八号顶,八号顶,掉下来摔成饼”的民谣。不屑说在铁夹板上施工作业,就是能够登上铁夹板,并敢在上面站立的就不失为英雄好汉。桥墩上裸露出来的铁夹板只有四指宽,30厘米长,仅可站立一个人,靠一根带钩的木杆,登上铁夹板,然后一只手扶着墩壁,另一只手再举着木杆勾住上面的铁夹板逐级攀登,如果一旦体力不支或者稍有不慎,其结果就会是粉身碎骨。

  当杨连第登到20多米高的时候,铁夹板越来越稀少,由间隔3米变为间隔5米,杨连第试了几次都勾不到上面的铁夹板,急得班长刁树贵直冒汗,在下面大声喊道:“危险,快停下来!”杨连第只是向班长喊了一声:“放心吧!”,他深吸一口气,踩着铁夹板,踮起脚尖,用一只手按着光滑的水泥墩面,另一只手举杆,沉着地用杆钩勾住了上面的圆孔,随即便纵身爬了上去,下面的战友们无不为他捏了一把汗。杨连第大喊了一声:“同志们,上啊!”战友们也跟着将云梯搭了上去。

  就杨连第攀登陇海铁路八号桥的壮举,笔者曾有幸两次采访杨连第的同班战友、他的入党介绍人、曾任铁道兵一师一团一连连长的胡占芳(退休前为铁道兵第一师第五团副团长),撰写了《我与英雄在一起》的通讯,刊登在有关媒体上。

  据胡占芳讲述,杨连第之所以能够不畏艰险、勇往直前视死如归、勇攀高峰,绝不是呈一时之勇,而是有着别人所不具备的思想、技术、性格基础。

  杨连第是天津市北辰区北仓村人,1919年出生在该村北端一个农民家庭。英雄的童年因家庭贫寒,14岁就不得不肩负起养家的重担,曾给人帮工种地,站柜台当伙计,15岁到鞋厂当学徒工。日本侵占天津后他到城里蹬三轮车,1943年被日伪当局抓去当电业工人,登高架线,终日奔波,拼死劳作,仍不得温饱。

  1945年9月,当八路军领导的冀中民主政权——天津县政府在北仓村开展减租减息、反奸清算斗争时,杨连第主动参加了村农民协会,成为一名农会会员。

  11月初,国民党94军进驻天津后,开始蚕食津郊解放区,北仓人民重陷苦海,杨连第被迫再到鞋厂学徒,不久被解雇,只好重操旧业当三轮车车夫,之后又到建筑工地学做架子工。苦难的岁月磨砺了杨连第坚实、刚毅、忠厚、认真的性格。

  人们常说,性格决定命运。这话是很有道理的。性格乃是一个人的性情和品格,性情往往决定人的处世态度,品格决定人的品位和风格。鲁迅先生曾言:“南人北相,北人南向者贵。”意思是说,就性格特点而言,北方人忠厚但有点愚钝;南方人灵活,但带点狡猾。只有那些忠厚但不愚钝,灵活但不狡猾的人,才能成就事业。我们可以细数一下,无论是战争年代的杨连第、黄继光、邱少云那些战斗英雄,还是和平时期的雷锋、焦裕禄、孔繁森这些光辉榜样,甚至包括历史上那些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,尽管时代不同、作为不同,但在性格上却有着相同的一面,那就是思虑忠纯、大智若愚、坚实刚毅,聪慧但不乖巧,执著但不张扬,纯朴但不愚钝,勇敢但不莽撞,慎于言而敏于行。

  杨连第身高力大、不善言辞、不苟言笑,干活不惜力,父亲杨玉璞怕他吃亏便经常劝他:“干活别太欺了”(欺字,在北方就是太实在的意思)可他总是憨厚地一笑:“早干晚干都得干,干完不就完了!”

  有一年,杨连第的邻居盖房子,杨连第去给人家绑扎脚手架,脚手架所用木杆长达三、四米,别人两人抬一根,三个人立一根,而杨连第一个人扛一根,一个人将木杆横移至挖好的坑内竖起,并绑扎妥当,引得众人都停下来看他的个人表演。

  之后,“架子工是杨连第的绝活”便被广泛传开,也为他成为闻名于世的“登高英雄”和屡创遇水架桥的奇迹,奠定基础。

  解放天津的时候,村里召集青壮年给解放军抬担架,杨连第奋勇争先。一天晚上回到家里,家人看到杨连第身上、脸上,甚至连耳朵眼儿里都是泥土,就问他是怎么回事?他说,抬担架时,一颗炸弹在身边爆炸,他不顾一切地趴在担架上,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,结果三个人都被炸飞的泥土所掩盖,等他们从泥土里钻出来,都成了土人。

  杨连第就他这种舍生忘死、锲而不舍的“韧劲”“欺劲”,后来被部队首长和战友们誉为“杨连第性格”。

  1949年初,当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军队招收技术工人时,年已而立的杨连第感到圆军人梦的机会来了。在家人的支持下,他与堂叔杨万生等架子工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,成为铁道纵队一支队桥梁大队三连的随军职工,享受薪金制,3月13日,随队移驻河北省滦县。

  1949年4月,已由工转兵的杨连第,随所在部队奉命修复被炸毁的石家庄至北戴河铁路76号桥,上级要求先保证下行线通车。当时没有大型设备,战士们按照杨连第提出的施工方案:在地上搭建起枕木垛,用短钢轨橇起上行线塌落的钢梁,再往上垫枕木,然后将顶起的钢梁运至下行线,一举获得成功,杨连第受到连队表扬。接着抢修71号桥。由于用力过猛,杨连第不慎从桥墩上摔下来,跌破了头部。经医生救治苏醒后,第二天就又带伤上了工地。

  1950年10月19日,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,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,开赴朝鲜战场。10月25日,杨连第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,被编入一师一团一营一连,首次参加的战斗是从边境之城集安修一座跨鸭绿江的铁路便桥。

  第一夜,百余斤重的枕木杨连第一个人“偷偷地”扛了30根,行程70多公里。第二夜起,他和战友们冒着美军的狂轰滥炸,开挖5000多立方米沙石料,7天完成任务。在班务会上,杨连第鼓起勇气向党小组长胡占芳表示:“我一定要争取入党。”

  11月6日,杨连第所在部队从集安正式入朝, 12月中旬,部队星夜赶往大同江北岸,在抢修大同江桥的同时,新建了一座便桥,为志愿军第三战役保持强大攻势做出贡献。

  1951年1月,沸流江大桥被炸断,上级令一团四连在7天时间内修复,四连请杨连第指导施工。刚刚填写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的杨连第随即赶往工地。经细心观察,基本掌握敌机出没规律,他指挥战友们采取“猫戏耗子”的战术,敌机来袭,他们就顺着事先系好的绳子,下桥隐蔽,待敌机一溜,他们又马上顺着绳子上桥抢修,提前3天完成任务,一改白天躲避轰炸,晚上借助夜幕修桥的惯例,开创了白天照样可以修复桥梁的奇迹。

  1951年7月,杨连第所在的一连转战到了位于满浦至平壤铁路线上的清川江大桥。

 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,大编队的敌机群,昼夜不停地把炸弹倾泻到铁路沿线,清川江大桥3号墩被炸塌,钢梁沉落在江底,运输中断了。团指挥所限令一连8天内修复清川江大桥。

  修复桥梁必须先架一座浮桥,以便人行往来,运送材料。

连队把选定浮桥位置的任务交给了胡占芳和杨连第。两个人手拉着手向江中趟去,江面上水流湍急,江底下弹坑累累。杨连第没走几步,就掉进一个深深的弹坑里,胡占芳急忙抓住他的胳臂,把他拉了上来。

  经过反反复复的四次勘探,哪里有弹坑,哪里有钢梁,哪里有断轨,他们都摸得一清二楚。选定架设浮桥的位置后,经全连两天两夜奋战,一座人行浮桥便横越在清川江上。

  “天有不测风云”,暴风雨又来了。一时间,浓云密布,雷电交加,瓢泼似的大雨,倾盆而泻,雨点打得人们连眼睛都睁不开。顷刻山洪暴发,势如破竹,浮桥被冲垮了,几天来付出的劳动化为乌有。

  杨连第与战友们没有气馁,又试验着用“枕木垛钢轨桥”、“水上木浮桥”、“油桶内穿方木桥”等11座浮桥,均因水流太急未能成功。其间,杨连第曾被巨浪卷入6米多深的江中,当战友们在百米外将他救起时,不省人事的杨连第仍然紧握着那把从不离身的铁钳。战友们事后问他为什么不把钳子扔掉,他说:“扔了还怎么工作啊!”

  江水还在不断上涨,但桥必须尽快地架起来。几经研究,上级决定让杨连第到河对岸去,帮助二连利用原桥墩,搭设一座吊桥。

  到河对岸去?难啊!水深浪急、桥断墩塌,纵有千般本领,也难跨越。

  杨连第那愁云密布的脸上,又骤集了几分焦虑。他站在江边上,目光掠过那汹涌的波涛,发现从上游飘流下来的大量圆木、方木,被三号桥墩拦截在那里,而且越积越多;对面四号桥墩一根被炸弯的钢轨,斜垂下来,被激浪冲击得摇摇摆摆。两个桥墩本来有20多米的距离,但堆积的圆木与被炸弯钢轨却使两个桥墩之间的距离缩短了。

  杨连第决定踏着积聚的木堆,从这里攀缘过去。他,踏着水面上那些漂浮的积木,颤颤忽忽的向四号墩奔去。离那跟斜垂的钢轨只有两米了,他尽力最大可能使自己镇静下来,使尽全身的力气,纵深一跃,一把抓住了钢轨。钢轨猛然颤悠了两下,他牢牢地攀着钢轨,爬上了对面的桥墩。

  江北岸的同志也为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,又一次看到他精彩的登高表演。

  杨连第带着两个小组,每人腰间挂一盏嘎斯灯,开始了又一次奇特的作业方法。他们先把长木杆绑在钣梁上,另一头直垂到离水面两米左右,再绑上横杆和斜杆,使之纵横交错,一点一点地向两座桥墩之间延伸、延伸……吊桥终于架起了。通道有了,杨连第和战友们紧急抢运了250多根圆木,做成了一个巨大的木笼,又抢运了240多方片石,填满木笼,3号桥墩终于修复了。

  被征服的洪水,驯服地流过清川江大桥。此时,杨连第又提出再架设钢轨浮桥,并用钢轨交叉插至江底锚定方案。经30个昼夜的苦战,终于将大桥修复。为表彰杨连第的突出贡献,上级又给他记大功一次、小功两次,他领导的一排荣立集体功。

  1951年3月6日,经党小组长胡占芳和党员董春正介绍,连队党支部大会通过了杨连第的入党申请,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心情无比激动的杨连第庄严宣誓:“戒骄戒躁,虚心学习,为人民铁道兵而奋斗,捍卫祖国,消灭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,永做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,为革命事业献出一切。”

  1951年9月1日,杨连第参加了铁道兵团在沈阳召开的第一届英模代表大会,并入选主席团。9月中旬杨连第出席在京举行的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表会议,并当选志愿军国庆观礼代表。10月23日至11月1日,应邀列席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,再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,并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签名的照片。

  1952年5月上旬,杨连第所在连队再次转战到了清川江。敌机对清川江的轰炸更加频繁起来,大桥一次次地被破坏,杨连第带领全连随炸随修,连续的轰炸连续的抢修。5月15日这天,炮弹爆炸后的一片片浓烟尚未散去,此时已升任一连副连长的杨连第,带领着战士们到大桥上去检查。他发现新搭建起来的第三孔钢架,由于夜里过车太多,频繁地震动已使钢架移位5厘米之多。他和战士们正准备把钢架矫正,一颗万恶的定时炸弹爆炸了,一块弹片飞来,击中了杨连第的头部,祖国的好儿子——杨连第倒下了,年仅33岁!

  在抗美援朝的日日夜夜里,杨连第和战友们用特有的坚韧、毅力和牺牲精神,抢修、抢建桥梁23000多次,抢修便线、便桥120多公里,抢修各种线路14600多次,抢修隧道120多次,总计达550多公里,用生命和鲜血筑起了一条“打不垮炸不烂”的钢铁运输线。

  聂荣臻元帅曾对铁道兵的作用做了这样的概括:“我们的铁道兵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自从他们来了以后,朝鲜的铁路桥梁就成了‘炸不断的桥梁’,他们的口号是‘敌随炸,我随修,路随通。’他们凭借勇敢和技术,把大量抢修器材储存在桥梁附近,敌机一炸,立即进行抢修,很快就修通了。在保障铁路的斗争中,涌现出像杨连第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。”

  为缅怀英雄业绩和表彰英雄行为,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于1952年6月4日发布通令,为杨连第记特等功,授予“一级战斗英雄”称号,并命名杨连第生前所在的铁道兵团一师一团一营一连为“杨连第连”。7月下旬,国家铁道部接受中央戏剧学院、北大医学院、北京铁道学院等众多读者向《人民日报》提出的建议,将陇海铁路八号桥命名为“杨连第桥”,将大桥附近车站命名为“杨连第站”,并在桥头修建杨连第纪念碑和杨连第纪念馆。7月27日,天津县人民政府在英雄家乡北仓召开3000多人参加的追悼大会,县长翟新、副县长于铁手捧烈士遗像和灵牌步入会场并主持祭奠活动。

  1953年3月15日,杨连第烈士灵柩从朝鲜清川江畔运回祖国。翌日,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,与志愿军特级英雄黄继光、杨根思,一级英雄邱少云、孙占元等烈士相伴共眠。6月25日,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,追赠杨连第为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”,授予英雄奖状、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。

三、英雄精神与英雄团队

  从八号桥桥下,沿着一条山间公路盘旋而上,到达大桥西端。桥头耸立着一座三棱体塑碑,三个面都书有“杨连第大桥”五个熠熠生辉的金色大字,对面是登高英雄纪念碑和登高英雄纪念馆。在纪念馆墙壁上,印刻着再现杨连第登高壮举的巨幅照片,其中一幅是杨连第在最上面奋勇登攀,下面有几十名战友绑扎单面云梯。这幅珍贵照片让笔者久久凝视,思绪绵绵:修复陇海铁路八号桥的壮举,是登高精神的展示,也是铁道兵精神的凝聚,登高英雄的背后必然有一大批登高勇士,一个奇迹的背后肯定有一个团结奋战的英雄团队。

  猛士必出于卒伍!登高精神与团队精神相辅相成、相映相称!

  团队精神的实质是一种力量,是一种默契与互补,这种力量与默契,是通过共同的信仰、协调的行动、相同的价值观念和顽强的工作作风而凝聚起来的一种合力、众力。

  在完成陇海铁路八号桥二号桥墩修复工作之后,三、四号桥墩架设云梯的登高工作,很快就在两天之内完成了,原因是担任登高和墩顶修复工作的全体干部战士,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能熟练地进行墩上作业,登高壮举成为人皆可为的家常便饭。

  世界上的事物就是这样,只认第一,不认第二。第一个登顶的是登高英雄,第二、第三……后面的就是本职工作。在朝鲜战场上,第一个拆除定时炸弹的李云龙(与《亮剑》中的李云龙同名同姓,一字不差)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(后任铁道兵一师三团副团长),第二个拆除定时炸弹的被通报表扬,此后就是必须完成的任务。

  英雄值得我们铭记,但那些默默无闻、无声无息的无名英雄,也值得我们赞扬,“我们从古以来,就有埋头苦干的人,有拼命硬干的人,有为民请命的人,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‘正史’,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,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

  在修复八号桥桥墩的同时,为了尽快实现架梁通车,槐沟山洞凿掘工程也开始了。

  八号桥因为桥隧相连,大桥与隧道之间的距离太近,没有场地组装架桥机,而苏联产的双臂架桥机是个庞然大物,必须在山洞外安装好,再从槐沟山洞内通过,以便架设80吨重的四孔钢梁。槐沟山洞长257米,有效高度5.2米,架桥机通过需要5.84米,这样就必须凿下半米多,共计600立方米,三中队就担任了这一艰巨的凿掘工作。

  9月19日,三中队曾进行了一次凿掘试验,发现底下完全是大青石,全中队300多人凿掘了一天,只凿下4立方米,照这样的速度完成全部工程,需要几个月的时间,工期不等人啊!如果采用爆破的办法,因震动力太大,伤损山洞,甚至有震塌的危险。有着16年爆破经验的监工员杨自华,就提出建议说:“只要小型爆破,管保不出问题。”当晚,杨自华就向中队领导递交了保证书,要求上级把爆破任务交给他,保证不发生任何危险。经过民主讨论,很快就得到了领导的批准。

  9月21日,爆破工作正式开始了,全中队指战员钻进黑洞洞的隧道里。洞内阴森森的什么也看不见,隧道东段,泥水没过脚面,鞋子陷在里面,乱石渣子直绊脚。山顶上渗透下来的山水,不断地洒落在战士们的头上身上,战士们丝毫没有把这些困难放在心上,大家就把“谁英雄,谁好汉,山洞中间来考验”的标语,写在大石头上。点亮瓦斯灯火,“叮叮当当”的铁锤钢钻凿石岩的声音、“轰隆轰隆”的爆破声不时地从山洞里传出来。监工员杨自华亲自动手打眼下药,并耐心地告诉大家:“炸药量少了,蹦不开石头,炸药量过大,容易崩坏山洞;炮眼方向要正,角度不能超过90度,歪了白费药,白放一炮不打紧,影响工期问题就大了。”他跑前跑后,对每一个炮眼都要仔细检查一遍,一连五个昼夜没有合眼,脸色蜡黄,眼窝深陷。实在熬不住了就靠在石头上眯一会。然而震耳欲聋的轰鸣声,又将他“唤醒”,便赶忙站起来,投入到打炮眼、装炸药的工作中去。

  爆破工作进行到三分之一时,战士们用箩筐向洞外挑运石渣,因为洞内漆黑,又湿又滑,碰伤脚,磕破腿的事儿,那都“不是事儿!”战士小尤被刚钻扎伤了脚,鲜血直流,他毫不在意地说:“轻伤不下火线,这点伤算什么。”仍旧低头继续干。

  在阴森森的山洞里,战士们就光着膀子,任凭汗水从头顶流到脚底。经过9个昼夜的紧张战斗,终于在29日下午全体指战员高喊着“胜利了!”带着满脸的汗水、满身的泥浆,从洞里钻出来。9天的工夫,放炮1500次,掘出石渣600余立方,架桥机从山洞里安然的通过。

 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一点就是,在八号桥整个修复过程中,苏联工程专家功不可没。苏联工程专家西林、史密尔朵夫、也力民可夫三位同志于9月17日到达现场,立即对整个工程进行了详密的勘察和测量。因5座桥墩被破坏后都有裂纹,原计划决定将有裂纹的地方进行修补外,并在桥墩四周进行钢筋混凝土加固。照此计划,共需要混凝土800多立方,钢筋80多吨。经苏联工程专家详密勘察计算后,认为除了一号桥墩因破坏严重需要加固外,其他的桥墩支撑力量已经足够,出现裂纹部分插入钢管用空气压缩机进行灌浆就可以了。

  这一计划变更后,只需要混凝土250立方、钢筋10吨就够了。除人工之外,据当时的物价粗略估计,就要节省人民币两亿元(旧币)以上。

 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,苏联工程专家们都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,不辞劳瘁的冒雨顶风,爬山越沟,亲自到现场进行手把手的指导。史密尔朵夫因水土不服拉痢疾,仍然每天按时到现场,对每一孔桥梁、每一件工作,都要亲自检查。他们以科学精神和对中国人民的友谊,为新中国的建设,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在此补述一笔,意在还原历史真面目,滴水之恩,不可遗忘。

  在八号桥修复过程中,遇到了中原地区连绵的雨季。现场暴雨连连,战士们一如水洗。天一晴,现场又炎如火煎,战士们汗水像雨水一样往下淌,大家都相互鼓励说“大西北老百姓还在受苦呢!咱们遭点罪不要紧。”晚上就睡在潮湿的帐篷和山洞里,很多同志因此涨了疥疮,由于寒暑交加,病倒的不在少数,但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。

  所有干部战士、工友都以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,忘我拼搏、奋不顾身。战士魏国忠扛枕木,别人每天扛40根,他扛64根。大家都这样为了提前修复八号桥,付出了全部力量。

  无论是八号桥的修复,还是抗美援朝的胜利,都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、团结奋进精神的结果。有人说,贫穷就会挨打。清道光年间,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,照样被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攻破国门。有人说,落后就会挨打,建国之初,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武器装备上,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判若云泥,但中国人民志愿军照样把美国打得在停战书上签字画押。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还是世界万物之灵——人!

  年龄较大的同志可能看过《激战无名川》那部老电影,那是由原铁道兵后勤部助理员郑直所著的同名小说改编的,小说以当时的铁道兵团一师一团二连“激战百岭川76昼夜”的真人真事为基础撰写的(百岭川,小说中为无名川;当时的二连,小说中更改为九连)。现在,由铁道兵团颁发的“激战百岭川七十六昼夜二等功臣连”的锦旗,还收藏在中铁十一局集团展览馆里。

  1952年春节前夕,杨连第随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华北小组到天津向父老乡亲汇报工作,回到家乡北仓。热情的乡亲们,在北仓村布置的会场,给杨连第披上红绸带,戴上大红花,还用古朴的“拉骆驼”方式(由十几位青年举起一个人当作“骆驼”,嘴里衔着红绳,由一人牵引,让杨连第坐在“骆驼”身上)将英雄送到家门口,表达对英雄的敬慕之情。随后,杨连第又赴各地向祖国人民汇报志愿军的英雄业绩,受到热烈欢迎。

  1952年3月,已升任连队副连长的杨连第回到了朝鲜战场。这时,连队已转战百岭川大桥,这里是满浦线上的枢纽,自然成为敌人轰炸的重点目标,为抗击敌军反复实施的“绞杀战”,上级才调一连紧急增援。

  杨连第不顾旅途劳顿,第二天就赶赴战场,只见10座桥墩中的5座已被炸坏,钢轨枕木散落满地。此时,敌机再次飞临百岭川大桥,炸掉三孔桥梁,当杨连第查看到第六孔桥梁时,一颗定时炸弹爆炸,气浪把他从背后掀倒,前额碰出了一个大口子,苏醒后的杨连第包扎着绷带重回工地。急红了眼的美军黑寡妇飞机两架一组、三架一群轮番在高空盘旋,不时地从志愿军的防空炮火中钻出来。突然,溜道组的马德友报告:大桥左边河滩上有一颗定时炸弹,杨连第赶过去用手摸了摸说:“还不热,没事,把它清走!”

  天刚擦亮,敌机又不停地在空中盘绕,趁机俯冲下来,百岭川大桥上正通行着一列满载粮食给养的列车,被敌机甩下一排炸弹和几颗燃烧弹击中,最后一节车皮起火,司机赶忙把燃烧着的列车开到桥南的山洞里躲避。

  山洞内烈焰滚滚,火光刺眼,焦味呛鼻。杨连第喊了一声:“跟我上!”十几个战士上去,把钩一摘,齐心协力地把着火的车厢推出山洞,一长列给养车终于保存下来了,但大家的衣服烧烂了,手上脸上都被燎起了火泡。

  这时大桥的第二、三孔排架也被燃烧弹烧着了,杨连第又招呼大家立即奔赴桥上救火,有的战士没有救火工具,就把上衣脱下来在江里浸泡一下,到排架上扑打火焰……每个人都像从火堆里扒出来的一样,头发眉毛也都烧焦了,满身熏得乌黑。大火终于扑灭了,百岭川大桥又继续通车了……

  就这样,在上有飞机轰炸,下有定时炸弹威胁的情况下,杨连第和他的战友们战胜千难万险,始终保证交通大动脉的畅通,建起了“打不烂、炸不断”的钢铁运输线,以致美国《合众社》发出如下电文:“在差不多一年来,美国和其他盟国的飞机一直轰炸共产党的运输线,在北朝鲜仍有火车在行驶……坦白地说,他们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建设铁路的人。”而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也不得不感叹:“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努力……然而共产党仍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,创造了人间奇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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